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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两会专访】李环谈香港融入国家发展


发布日期:2021-09-15 04:54   来源:未知   阅读: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为港澳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正成为新时代香港发展新引擎。

  2018年全国两会前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李环接受中评社记者采访,深入分析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过程中的困境及积极变化等问题。李环表示,寻找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土地房屋、过度政治化等问题是香港当前发展的主要困境。在国家发展过程中,香港具有相对优势,目前香港整个社会也朝向理性、务实的方向前进,

  李环表示,“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中,香港政府需要做更多“穿针引线”的工作,而香港可以通过“一带一路”搭上国家发展的快车,亦可以担当推动大湾区国际化的推手。至于在这个过程中“两制”会出现的碰撞与摩擦,李环认为,这对“一国两制”实践来说是一种丰富和推进,并且在多元的状态下,国家治理会更有弹性、适应力也会更强。

  李环,法学博士,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访问学者(2008年),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2014-2015年)。主要研究兴趣包括“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国际涉港澳台事务。现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港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习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支持香港、2021澳门天天彩开奖记录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我们看到,当前内地正在飞速地发展,很多人担心如果香港不积极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中,很可能会被边缘化。对此,您怎么看?您认为香港社会当前发展的主要困境有哪些?

  从历史上看,香港的发展与内地紧密相连,香港经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腾飞,1978年内地作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决策,为香港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机遇,而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与香港资金、技术的支持密不可分,可以说,二者互有裨益,相得益彰。现在看来,中国内地的发展比较快,香港自然会有一些焦虑,会担心是否被抛下。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会继续走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道路上。现在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要形成新的开放格局。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有其用武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香港不会被边缘化,但是香港的绝对优势在下降,不过,相对优势还在,香港仍然是中国最开放、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整个社会的软力量还是比内地很多城市强,在中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香港可以发挥作用。香港需好好利用内地因素,强健自身,登高望远;多了解国家的发展方略,才能在其中找到自身的定位,贡献自己的力量。

  香港社会当前发展的主要困境是,在上一次大发展后积累起的问题长期得不到纾解,逐渐变成社会的深层次矛盾。经济上,无论是传统的四大产业,还是六大优势产业都面临内地的竞争。香港有着世界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的地位,但现在贸易和航运中心的优势在不断削弱,内地的学习能力很强,追得很快,像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早已经超越了香港。目前金融是香港保持着较强竞争力的领域,与金融相关的各类专业服务业比较强。但香港一直存在经济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问题。

  社会民生上,主要是土地房屋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寻找可以开发利用的土地。从当年的“八万五”承诺落空,到曾荫权时代一度停建居屋,当然也不再寻找可资开发利用的土地,这是造成现在楼价高企,市民上楼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有资料显示,2001年香港楼价对比收入比率是4.6倍,2016年攀升到16.1倍,到2017年已达19.4倍,也就是说市民不吃不喝平均19.4年才能买到房。

  此外,香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基尼系数高达0.539。这些经济民生问题与选举相互关联,在选举时变成政治议题,加上围绕政制发展的争议不断,香港社会变得过于政治化,不利于共识形成,影响了特区政府的管治。比如之前立法会多年的“恶性拉布”导致不少民生拨款被拖延。香港自身经济社会问题的突出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地关系,导致两地摩擦与矛盾,甚至衍生出“港独”等政治问题,当然这也与特区政府的有些政策处理得不够好有关系。

  总之,寻找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土地房屋问题、过度政治化问题构成了香港当前发展的主要困境。而且这些问题间具有联动性,如果能解决,会对香港的发展大有帮助。

  林郑就任香港特首后七个多月来,香港的政治和社会氛围有出现哪些积极的变化?

  林郑是去年3月26日当选,7月1日上任。上任半年多以来,林郑通过言语和行动在弥合社会撕裂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社会氛围出现较为积极的变化,之前的撕裂情况得到缓解。

  法院对“占中”违法行为进行了判罚,依据法律DQ了不符合基本法的立法会参选人,强调遵守香港各项法律的同时,也要尊重国家的宪政体制。十九大宣讲团首次入港,让特区政府的高层对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认识加深,这也是尊重国家宪政秩序的一种体现。可以看出,香港还是一个法治社会,有自我纠偏、自我修复的能力,法律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

  林郑及其执政团队评分上升,市民认可,行政立法关系得到改善,与上一届政府时期形成鲜明对比。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地两检”虽遇到些波折,但顺利走到第三步。

  虽然在一些学校中出现了激进声音,但是主要党派并不认同,他们的注意力在立法会议席上,这是目前反对派获取政治权力的主要途径,也是体现各派别实力的地方。DQ事件树立了正确导向,只有接受一国是两制的前提与基础,真心拥护宪法和基本法,才可以参与特区事务的管理,“港独”与“自决”都不会允许。

  总体而言,香港政治舞台上的攻守关系出现了变化。以前大都是反对派挑起议题,建制阵营被动应对,现在建制派主动出击,塑造有利的政治环境。比如,前不久的立法会议事规则的修改。香港整个社会朝向理性、务实的方向前进,对香港发展有好处,也有益“一国两制”实践。

  “一带一路”是香港和内地在良性互动的前提下一次共同提升的时代机遇,“一带一路”语境下的香港角色不是单行道,需要香港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推动。那么,目前香港各界如何评价“一带一路”建设呢?您觉得香港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如何给香港社会尤其是香港民众带来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呢?

  总体来说,香港社会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可谓是政府积极,业界热情,普通人冷淡。

  政府积极表现在“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后,2020年开奖记录新宝会!上一届特区政府就很重视,成立“一带一路”督导委员会、开设“一带一路”办公室,准备设立“一带一路”奖学金等,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也多次提及“一带一路”。林郑月娥去年7月1日上任后,8月初就访问北京,与商务部、发改委、央行、证监会等部委和机构负责人会面,谈的内容均涉及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2017年9月11日,林郑月娥在香港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表示特区政府将给予“一带一路”项目财政支持。2017年12月14日,特区政府签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支持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2018年2月3日,特区政府还和“一带一路”总商会联合举办“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共拓‘一带一路’策略机遇”论坛。总体来讲,政府的推动是很积极和热心的。

  香港业界也很热情。相关智库、基金会及商会纷纷成立。贸发局推出“一带一路”主题资讯网站,提供市场介绍、贷款条件及风险规避等信息,増进业界对“一带一路”市场的了解。2016年5月,香港召开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主题演讲中用近半篇幅谈到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优势。2017年12月20日,贸发局成立“一带一路”委员会,设立五个专责工作小组,包括国际、中国内地及东盟地区市场、专业服务、中小企业及青年、宣传及传讯等,推动业界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及发挥香港优势。

  不过,香港的普通民众对“一带一路”还是比较冷淡。这主要是因为普通港人觉得“一带一路”很宏大,与自己的眼前利益离得较远,也看不到对现实生活有很快地改善。

  要使“一带一路”给香港带来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还需要增加对中小企业和年轻人的吸引力。香港目前约有33万家中小企业,占香港企业总数的98%,聘用人员约占香港总就业人数的46%,他们的积极参与可以让“一带一路”更接地气。对那些寻求就业机会和上升空间的年轻人来说,国家的大战略布局要是能为其带来就业机会、增值空间和加薪幅度,那当然会积极关注。现在虽然有一些机构会提供少量和“一带一路”相关的实习岗位,但远不能满足需求。我觉得有些实习岗位的人才可与内地学校联合培养,如专业服务人才的语言拓展与文化适应等,香港可把“一带一路”建设与本地青年培养、人才培育结合起来。

  总的来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特区政府需要做更多“穿针引线”的工作。这对香港是一个机会,可以搭上国家发展的快车,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香港政府也可以借此机会储备更多的人才。

  在“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中,香港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您认为香港如何真正做到“国家所需,香港所长”?

  首先要了解在“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中国家所需是什么、香港所长是什么。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国家所需的就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大湾区的发展促进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使国家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道路上走得又稳又远,同时也希望通过大湾区建设为中国的国际化积累经验。而“香港所长”的优势体现在国际化方面,香港是中国最自由、开放的城市,也是湾区内最开放、国际化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在推动整个湾区的发展上有着独特和不可替代的地位。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生产要素的流动也最自由,它可以推动整个湾区更开放、更国际化、更市场化。也就是既利用大湾区的特殊条件发展香港的国际特色,也担当推动大湾区内各行业国际化的推手。两地可以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局面。

  此外,要动态的看“国家所需,香港所长”。香港在“一带一路”和大湾区发展中,要不断发掘自身优势,培育可持续发展的后备人才、后备力量。内地在不断进步,香港如果“吃老本”就会落后。

  我们注意到,最近这几年香港的本土分离主义势力非常活跃,也有很多的香港青年参与其中,您如何看待香港社会出现的这股现象?

  简单讲,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是与年轻人的生理、心理特性有关,年轻人精力旺盛、比较活跃,做事容易冲动,又容易不计后果。二是与香港社会之前积累的矛盾,比如就业难、置业难有关。2014年的“占中”有很多年轻人走上街头,有的可能有政治目的,有的可能只是单纯发泄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占中”之后,一些年轻人成立新的组织、社团,并参与区议会、立法会选举,对香港政治生态产生影响。三是社会的政治氛围。“占中”因政改争议而起,一些年轻人可能觉得主流建制与泛民的意见都不能代表自己,特区政府也不能为自己做主,于是寻求激进论述“吸睛”,再经过媒体的渲染变成全城话题。当然,还有一些外力的借机推波助澜。我觉得这种不满的情绪释放一下也好,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看清楚,激进分离的主张没有出路,而且会对香港社会造成伤害。这反而对香港社会理性探讨未来发展有好处。

  当前,香港社会出现了对“一国两制”的抹黑和扭曲,包括夸大和制造“两制”的矛盾。您认为当前港人对“一国两制”认识偏差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香港社会应该如何来正确认识“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是一个创举,两种制度之间确实存在一定张力。两种不同制度、不同法律文化、不同社会发展理念的社会,深度接触之下必然会发生摩擦乃至碰撞,有时火花四溅,但这对于国家治理并不全是坏事,尤其是我们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差异和多元的状态会让制度更有弹性,让中国的适应力更强。

  正确认识“一国两制”,最根本的就是要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的要求来办事。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香港高度自治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由于文化视角、思维方式不同产生的摩擦,都可以和平商榷,而且这对于“一国两制”实践来说,也是一种丰富和推进。

  委员长在纪念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上提到,要在香港社会普遍树立起国家意识,从长远来看,香港社会的认同危机能否彻底解决?

  人的认同主要受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影响,从这三个方面来讲,香港社会现在有“港独”,包括“自决”的声音,可能与那些年轻人的成长经历有关。他们虽然成长在香港回归之后,但是他们的父辈大都是经历过“六四”的一代,父辈的信念可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另外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香港的政治氛围高涨,政治争拗不断。回归后开始有规律性的选举,每四年选一次立法会,每五年选一次特首,还经历了五次人大释法,三次政改,基本上每一次都充满争议,这样的社会氛围对年轻人的政治认知影响很大;再有就是学校教育,实际上回归之后一直在抓增进国家认同这个问题,但认同的培养需要一个过程,开始出现效果也需要时间。香港和台湾的情况不一样,它已经回归了,在中国的实际行政管辖之下,“去中国化”的一套起不了多少作用,所以香港的认同危机肯定会解决,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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